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履职活动，具有鲜明的政协特色和统战特色。这项工作是周恩来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亲自倡导并培育起来的。在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之际，回顾周恩来同志关于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

　　1959年4月29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周恩来连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当天下午，全国政协举行茶话会，招待来自各地的三百多位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因此，这次茶话会也叫“敬老会”。

　　在茶话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重要讲话，倡导在座的委员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开启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在这篇讲话中，关于开展文史资料工作，周恩来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紧迫性。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60岁以上的委员383人，占全体委员三分之一还多。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60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周恩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他说这是从已故京剧大师程砚秋身上得到的启示。程砚秋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京剧程派艺术的创始人，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周恩来不仅关心程派艺术的传承发展，还主动和贺龙一起担任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半岛bd体育。1957年11月，在程砚秋正式入党一个月之际，周恩来专门抄录自己在程砚秋入党志愿书上所写的介绍人评价给他，希望他今后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克服个人主义，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不幸的是，正当程砚秋努力学习，在政治上和作风上有很大进步、在推动京剧改革上有所突破时，却因突发疾病逝世。周恩来感慨道：“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程砚秋的突然辞世，让周恩来更加感受到“人亡史佚”的现实急迫性。当时距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周恩来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提出，要抓紧做好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

　　二是政协具有优势。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政协委员都是来自方方面面的代表性人物。就出席当天会议的委员来说，按年龄排序，就有沈钧儒、陈叔通、仇鳌、章士钊、马寅初、康同璧、谢无量、李济深、任鸿隽、朱蕴山、载涛、翁文灏、许德珩、陈望道、范文澜、梁漱溟、梅兰芳、胡厥文、冯友兰、金岳半岛bd体育霖等人。这些政协委员，人生阅历极其丰富，他们有的是过去的军政要人，有的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有的是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他们或在动荡时局中亲身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亲身接触过重要历史人物；或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有专门研究。当然，他们有的担任具体部门的工作，时间可能太紧张，难以专注撰写文史资料。有的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但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周恩来希望他们将自己掌握的一技之长，掌握的一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三是征集范围。周恩来认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从1898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政府、政府和新中国四个历史阶段。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百年来未有之大动荡、大变革。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历史人物纷至沓来，有必要把它们的史料文献记录下来，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周恩来指出：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

　　四是明确要求。在具体内容上，周恩来提出要广征博采。他说，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军队的发展史。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在组织机构上，周恩来提出要专职专责。他指示：“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这项工作。”在时间要求上，周恩来认为要从容一点。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

　　1959年5月12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三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前，周恩来主持预备会。会议讨论决定把政协收集的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在讨论新机构名称时，有人提议为“历史资料委员会”，但感觉不是太好。最后周恩来亲自定名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成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决定，并通过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担任副主任委员，章士钊、王伯祥等40人担任委员。

　　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对于撰写原则，范文澜在会上发言说：“本会撰写历史资料，因为撰写人条件特别优越，应该比孔夫子写《春秋》提高一步……写什么？据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以写所知为主，以写所见所闻为辅，以求达到写出真实史料的目的。”他解释道：“所知是指行而知之的知，亲身参加某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内容，经过分析综合，掌握了事件的本质和发展过程，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范文澜提出的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所知、所见、所闻”，与周恩来在茶话会上讲话中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些后来被概括成“亲历、亲见、亲闻”，简称“三亲”。

　　会议通过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办法》和《关于文史资料处理暂行办法》。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办法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计划、组织和推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半岛bd体育工作”。征集时限“以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内容包括：“1.主要是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2.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3.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文件提出：文史资料“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撰写资料“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但“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设立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和作为办事机构的文史办公室。随后，各级地方政协陆续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为了更好地保存文史资料稿件，推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1960年1月全国政协开始不定期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选辑发刊词提出：“我们征集和编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资料，也就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发刊词提出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多说并存”。文中说：“我们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

　　有了机构，有了阵地，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展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征集各类稿件200余万字。4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会讲话时谈到此事说：“自去年提倡收集历史资料以来，写了几百万字，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陈叔老的报告也写上了嘛。当然我们还要努力，我们有生之日都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尽一份力，把自己知道的，不一定看得都对，写出来，供后人研究、批评。蚕吐丝，蜂酿蜜，总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了包括溥仪、杜聿明等在内的伪满洲国和原战犯（此后又进行了6次特赦）。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室接见溥仪及其家人，商谈溥仪的工作和学习改造问题。在谈到溥仪撰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时，周恩来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后你再改，改得比较完善一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改造好了。”溥仪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

　　1961年2月半岛bd体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七人一律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十几天后的2月21日，周恩来和陈毅共同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勉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写回忆录，表示：“只要能如实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是为编写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就是对人民、对祖国做了有益的事情。”

　　同月，全国政协设立文史专员室。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指导。文史专员的主要职责为：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审阅来稿；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此后，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留在北京的大都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2年至1975年，陆续安排了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李佩青、牟中珩、赵子立、黄维、等特赦人员。

　　这些人物经历复杂，都曾属于周恩来所说的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如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伪满皇帝，溥杰是末代的亲王，杜聿明是淮海战役中统帅大军的中将、兵团司令，宋希濂是川湘鄂绥靖公署的中将主任，杜建时是天津市市长，廖耀湘是第九兵团司令，康泽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特务头子，郑庭笈是四十九军军长，沈醉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

　　这样一批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所写出来的文史资料必然有与众不同的视角和价值。比如，爱新觉罗·溥杰主要负责审阅全国各地投向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他根据自己特殊经历，确定稿件价值，核实内容，提出阅稿意见。

　　这批文史专员还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在促进祖国统一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溥仪从1961年初任文史专员后，多次接受来自世界各国外宾的访问，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改造过程及特赦后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许多外宾在访问后，称赞中国把一个“末代皇帝”改造成为新人，是一个人间奇迹。

　　撰写文史资料提倡多说并存，但前提是“真实的”。随着文史资料陆续结集出版，文稿质量问题日益引起周恩来的关注。1965年3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全国政协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时，结合他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的情况，严肃地指出：

　　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并不容易……不是任何稿子来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当然，我也不主张大改。不合适的，可退回请他改写；事实有出入的，可请几位有关的人一起谈谈。如果坚持不改，就保存起来，不给他发表嘛！总之，要研究，要选择，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称就有“研究”二字嘛！

　　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最近好像好了一点，我看了一篇，就不错。讲的是袁世凯挟制熊希龄（字秉三）解散的经过。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的所谓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他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朝廷的行宫），盗了一些古物，送给了姜桂题。姜是袁世凯的人，向袁世凯密报了，袁世凯就派许世英暗查此事。许向袁作了报告，果有此事，就写了材料呈报袁世凯。有一天袁世凯约熊希龄到，熊刚到，就有外交使节来见袁，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会外宾，叫熊到他的办公室稍候。熊到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办公桌上放着调查避暑山庄窃宝案的报告。熊一看，面色苍白。袁世凯进来，看见熊的神态，故意表示关怀地问他：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呀！接着就讲怎么不好，我的意见必须立即解散，取消的议员资格，你看怎么样？熊当时内心惶恐万分，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马上就把已经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取来，熊希龄即签了字。熊一签字，袁世凯就传令在邻室等候的阁员进来，在上面签名副署。这就是袁世凯挟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经过。这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年认识中国的封建政治。

　　在此次讲话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政协文史资料的作用。他说：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要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如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

　　自文史资料工作开创以来，周恩来多次对文史资料的作用作出阐述。后来人们将周恩来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功能概括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为总结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分别于1962年12月、1966年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第二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明确以周恩来号召作为指导文史资料全部工作的总方针。会议肯定了各级政协开创文史资料工作以来取得的良好态势，指出：“经过各级政协组织的共同努力，在三年多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摸索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具体体现了周恩来主席的号召，开创了一项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新型的史料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次会议基本确立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形成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完整体系。

　　在“文革”前的几年间，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蓬勃开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从1960年1月第1辑内部出版发行，到1966年5月，共征集史料1亿多字，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493篇，约860万字）；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政协征集编印了《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50万字）。这些文史资料，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甚至一时“洛阳纸贵”。此外，各级政协还留存大量珍贵手稿。这些为改革开放后文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