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经济联系密切，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特性是导致经济发展结果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我国文化底蕴深厚，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的作用，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进一步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习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中国人文经济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目的的人民性，人民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与最终指向。人文经济学顺应了经济学回归于人本身并包含更多人文特性的发展态势。现代经济思想史表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不同阶段发生多次演变，从具备鲜明的文化伦理色彩，到局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再到重新重视人自身发展的人文性复归。经济学源起于伦理学范畴，曾属于道德哲学的一部分，认为财富“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是以“快乐、荣誉、德性”为目的的。然而，成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越来越单纯强调追寻资本积累与财富增长，“丢掉了人和真正利益，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成了一门由数学支配的‘数学科学’”，经济发展的目标局限于在稀缺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伦理、文化甚至人本身都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本清源，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深刻挖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将发展的目标指向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分配正义、伦理道德、观念习俗等经济发展的人文目标，逐步认识到“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的初心使命，中国已经领导人民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解决温饱、实现全面小康的经济发展任务。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目的的人民性。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同志指出，“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谋求经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多种多样，包括资源禀赋、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制度安排等，经济增长是劳动、土地、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的函数，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深受文化影响，具体表现为人类的社会意识、市场行为、创新模式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均会受到文化的显著规制，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因而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文化逐步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作用于经济过程的道德旨趣、态度偏好等人文向度的价值符号”，经由经济主体观念意识的现实表达渗透在其他生产要素与经济行为之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是密不可分的，“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同志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经济功能首先就蕴含于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经济行为创造财富的过程，基于文化的理念共识整合了不同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增长共识性，凝结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消费者更加关注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对自身文化追求的品位认同，文化要素的注入将显著提升商品的文化附加值，构成经济主体获取竞争优势的资源禀赋，形成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同生共进的双向赋能机制，文化由此展现出创造经济价值的巨大潜力，发挥愈加显著的经济功能。并且，创新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首先是一种文化，相应的文化塑造了不同地区在创新意识、创新氛围与创新能力等层面所具有的差异性特质。因而，文化对于优化我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而言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要深入挖掘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要素、充分发挥文化要素的经济功能，从人的观念意识与民族的文化基因入手激活经济主体的动力生成，运用文化培育并强化经济发展的创新氛围与创新导向，以文化助力经济发展。

　　习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半岛bd体育、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要充分把握文化的经济功能，汲取中国文化经济建设与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实践成就，根植中国经验建构人文经济学学科体系。当前我国部分地区不仅拥有繁荣的地域文化，而且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实现了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发展文化的良性循环，为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经验与实践参考。例如半岛bd体育，包含大量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与古典文学要素的影视娱乐作品越来越受到欢迎，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产出，其周边衍生产品有效带动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与文化消费，形成文化繁荣与经济增长同生互促的良性循环。此外，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内容也构成了各地文旅产业间的异质化特性，比如东北地区的冰雪文化、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山西的古建筑文化、山东的孔孟文化、江西的瓷器文化等，基于自身地域环境与历史演进所形成的文化差异愈发成为各地突出自身特色、打造文旅产业竞争优势的资源禀赋，提供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而，“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各地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素材。要将此类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表达，形成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经验再到中国理论的建构路径。并且，人文经济学充分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交融发展的理论态势，要依靠学科融合搭建完备框架，将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结合学科特点进行统筹配合，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汲取文化经验，提炼标志性概念范畴，以经验性总结与规律性认知建构人文经济学学科体系，从而深刻解析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贯通机理，既增强传统人文科学的现实应用性与实践指导性，又厚植经济学的人文底蕴与文化特色，筑牢中国人文经济学的现实支撑与学理基础。

　　习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文化影响是深刻的，又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中华文化早已成为融入每个中国人血脉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的思维观念习惯与日常行为模式带有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记录传承使得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轻徭薄赋、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的传统价值观、世界观都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每个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观念，体现出中华文明始终具有重积累、重传承、重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延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始终重视以文教化的现实意义，具有相对突出的伦理型发展导向，历来强调经济发展的价值属性，认为经济就是经世济民与经邦济世的实践活动。不仅有“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等道义逻辑层面的经济主张，还有“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市者，货之准也”的理念方法，更有“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治世思想，以及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等社会分配现象的反思，在道德伦理、富民厚生等人文文化层面规定了经济过程的道义规范，并注重在国家经济治理的实践中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这些因素内在决定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把握文化同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领悟中华文化同现代经济发展的共通之处，厚植文化底蕴，建立富含自身文化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构成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既包含文化，又深刻影响文化，文化作为观念意识上的上层建筑，必将在社会生产方式层面产生巨大作用，即“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当今时代，文化对生产方式的影响愈加重要，随着经济过程渗透更多文化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需要相对标准的运行模式，在市场上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这更加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引领功能，在规制经济主体观念认知的过程中优化生产关系，提升要素利用水平，促进生产方式的迭代演化。例如，个人诚信、契约意识、尊重产权、合作共赢等价值理念既能对经济过程本身起到秩序规范效果，又能以文化道德等共识性准则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从根本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因而文化对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更要深入认识文化的隐性作用，深刻把握习强调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在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上发挥文化的观念约束与行为导向功能。同时，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鲜明印证了文化同经济关联愈加紧密的现实趋势，在引领文化消费的同时创造大量与文化服务相关的就业岗位，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增长。要充分挖掘文化的经济价值，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与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此，我们应通过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强化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引导经济行为的理性化与规范化，不断完善推动生产力进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探索文化经济需求与文化产业供给双向促进的循环机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文化助力。

　　总之，对于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建构不仅挖掘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而且探寻了如何充分发挥我国人文底蕴深厚的文化优势，合理运用文化资源禀赋支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机制。在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新时代，要更加准确把握文化同经济发展关联日趋紧密的态势，深入挖掘文化的经济效能，建设基于我国文化特性、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经济发展理论，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韩喜平，系教育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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