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新闻业将何去何从？数字新闻学理论又应当如何对此做好观念上的准备？这是本文期望探讨的问题。

　　数字新闻生态由全球数字技术革命所培育，其演化的规律也便深深根植于数字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之中。然而，正如“数字性”本身的内涵会随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经验现实不断变动一样，数字新闻生态的结构和文化也远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与数字技术系统本身协同进化。数字新闻既是折射全球社会数字生活状况的再现体系，也是维系人类与其他行动者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实践体系。准确把握数字新闻生态的演化趋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历史角色，以及文化和文明往何处去这样宏大且重要的认识论问题。

　　就目前的经验现实来看，人工智能作为关键技术类行动者的崛起无疑是当下全球数字新闻生态最重要的结构性趋势。与传统数字技术大多作为辅助性或协同性角色介入新闻实践不同，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新闻实践主体、以全新的逻辑和规则重构新闻生态的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给数字新闻业带来的不只是效能主义和科技乌托邦主义想象，更是实质意义上的文化危机和存在危机。面对这一状况，未来的新闻业将何去何从？数字新闻学理论又应当如何对此做好观念上的准备？这是本文期望探讨的问题。

　　尽管早在数字技术革命初期，以机器人写作为代表的生产活动即已初具自动化新闻（automated journalism）的雏形。2014年，《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使用智能机器人Quakebot发布的一则有关地震的突发新闻仅用时不到3分钟，却有着严整和规范的文体形式，被视为自动化新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早期的自动化生产实践对整个新闻生态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受限于技术水平，早期的智能机器人仅能实现对结构化数据的初步整合与基本分析，在语义解析、情感模仿、语境处理等方面仍远远无法达到人类记者的水平，因此主要被应用于财经数据播报、体育新闻半岛bd体育、突发灾难性报道等领域的写稿工作，其发挥的作用也符合设计者的初衷，即将人类记者从低创造性、高重复性的常规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从事更高层次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早期智能新闻应用的普及还受到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力量的严肃审视，新闻业始终对机器生成的报道保持着伦理和文化上的警惕，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全球新闻生态下日益严峻的信息失序现象归因于智能技术对新闻标准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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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两个制约自动化新闻发展的因素都渐渐不复存在。最新的大语言模型（LLM）已经进化出具有跟人类想象力十分相似的文化创造机能，不但能够以极高的效率整合数据资源并即时形成叙事，而且也在自己的创衍活动中渐渐发展出理解与共情的语义要素，这使得机器人取代人类记者似乎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与此同时，在全球科技资本主义体系的催动下，以平台为基本结构的数字新闻业也加速了对传统新闻专业性与道德观的背离，新闻业的“新伦理”日益成为人类主体意识与智能化机器逻辑的混合物，这使得新闻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逐渐成为难以阻挡的行业趋势。附着在平台之上的数字新闻生态始终欣欣向荣，但在现实世界里记者则已成为最容易失去工作的职业之一——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各大新闻机构总计砍掉2681个职位，新闻劳动力市场比前一年缩水48%。

　　自动化生产在新闻机构看来当然是提能增效的有力手段，但它对新闻业在历史中形成的专业文化构成了显著的破坏。首先，由于机器人生产的普及和主流化，新闻在模态和叙事上均失去了行业统一标准——这些标准原本因循人类行为规则与道德准则制定，旨在维系新闻实践的基本道德水准，却成为人工智能通过模拟来吸引人类读者的信任“代币”（token）半岛bd体育，完全丧失了规范性意义。新闻业加速“后工业化”，新闻生态本已高度网络化的结构因此而进一步弥散，其与数字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也加深消融。其次，自动化生产开启了新闻业内“人的退场”——这不是说新闻不再是人的实践，或新闻业不再需要人类劳动，而是指人类作为新闻实践主体的独异性不复存在的边缘化状况。相应地，建基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一系列新闻理念以及受其支配的新闻活动的一般形式，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排他合理性，新的数字新闻理念与实践将不可避免成为人机协同与人机协商的产物。最后，新闻生态在自动化生产的趋势中形成了新的时空结构——这一结构以空间维度的无尽延伸和时间维度的持续压缩为基本特征，新闻的关系属性相应不断强化，而记录属性则日渐消亡。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决定了新闻发生的过程可以在一瞬之间完成，过往凝结于新闻生产“周期”和时效性法则的审慎文化也随之失去存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新闻被生产出来的目的也就不再是为历史进程提供线性、结构化的档案，而完全是为了创造连接、维系关系而生。

　　历史而辩证地看待自动化，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数字新闻业发展趋势的原点。未来新闻实践的发生机制、基本形式和文化政治，都会因应自动化的演变路径而不断革新和进化。数字新闻学规范理论的建设，也须以反思、批判包孕在自动化生产中的种种异化表征和科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经验基础，对全球新闻生态的后人类状况展开系统性的理论化。

　　人工智能的崛起持续加重全球新闻生态的后人类状况。一方面，在媒介文化领域，智能体的生产活动正在从最初的“复制性生产”进化到“意图性生产”甚至“想象性生产”的高级模式，越来越多原本为人类行动者所独有的文化机能如今都拥有了机器版本，这不可避免导致了新闻生态的分裂。另一方面，随着包括可穿戴设备在内的越来越多附身性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与机器之间也发生了身体上的融合，形成人机彼此共生、相互依存的赛博格行动者，而无论是拥有机器义肢的人类行动者还是拟人化甚至超人化（transhuman）的人工智能，都不可能继续因循既往传统从事新闻活动，而是注定要在这种新的混杂行动者网络中构建新的新闻规则。

　　在科技哲学的观念体系中，后人类状况的发生缘起于人类的语言独异性的破产。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印证了机器可以与人一样成为语言使用和语义生产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法结构的不同。从自动化新闻生产的现状来看，机器人新闻尽管自始至终都在仿制人类报道的模态，但其深层的叙事逻辑却与人类新闻差异极大：前者主要通过对故事要素的数据化和计算化来实现针对目标受众心理或情感结构的迭述，无论故事本身还是讲故事的过程都是外在于讲述主体（机器人）存在的；而后者无论如何宣称客观，却始终是有着明确的人本意图与价值观的宣扬，新闻故事本身和讲故事的活动均为人类讲述者维系其自身历史主体性的实践。因此，在后人类状况下，新闻生态变得越来越疏离，新闻故事的自动化创衍看似高效率、个性化的按需生产，其本质却是机器逻辑对人类生物本能和情感欲望的精准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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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新闻生态的后人类状况对我们理解未来的数字新闻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种物种主义的新闻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本质就是对“人类例外性”假设的破除——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与人类同等活跃与重要的行动主体加以考察，并将新闻生态的演化视为包括人与机器在内的不同“物种”展开资源竞争以不断达成暂时性力量平衡的动态过程。既然人与人工智能均为构成新闻生态的物种，因此两者就必须要不断找寻各自行动逻辑的“最大公约数”并据此协商生成普遍性的文化规则，从而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熵减”和“自创生”。

　　在后人类的新闻生态下，人仍然是最重要的新闻实践主体之一，我们也始终需要以人为万物的尺度来对种种新闻现象做出评估:这既是新闻知识生产的“实然”，也是新闻观念构建的“应然”。然而，在经验维度上，我们却应尽可能摒弃过去那种几乎完全基于人类认知理性形成的古典规范:这种规范将“真实”视为一种无法被解释、只能被感知的理性状态，并认为“客观”是帮助人们不断接近上述理性状态的理想路径。相反，我们要看到人机共生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导致新闻经验持续逃离循证主义、日益深刻地成为一种“全感官文化”的历史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将新闻重新把握为一种藉由感官路径生成的公共信息关系。只有准确把握并充分尊重这样的经验现实，我们才能够不断对既有的新闻学理论做出有意义的创新。

　　从当下的历史状况看，后人类状况将在新闻业长期存在并持续深化，这或许意味着道德将成为人类新闻行动者将自身与人工智能区分开来以重建人本主义信息文明的最后的武器。毕竟，人工智能最终都是要通过机器学习来获得能动性，因此人类行动者如何在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新闻生产中持续以道德法则训练后者，以及模型的设计者如何将道德融入算法的初始代码，将成为数字新闻业良性进化、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议题。

　　面对自动化成为数字新闻生态演化的基本趋势，以及后人类状况在全球新闻业的蔓延，人类行动者将何去何从？这是我们在人工智能崛起的历史条件下确保人本主义不被机器逻辑吞噬、维系新闻作为“人的事业”的价值属性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人类新闻行动者要对抗由人工智能所主导的自动化趋势，首先要挑战自动化新闻生产的基础技术逻辑——关系和意义的计算化。即使是由机器人创作的新闻，也不能违背新闻流通的基本规律，那就是通过建立信息的传受或交互关系来为社会事实赋予意义——毕竟对于大众来说，没有意义赋予功能的信息便不是新闻。而人工智能的机器逻辑并不源于人类经验的历史，其可以复刻人类行为、模仿人类感情，却无法还原行为和感情背后的道德与意识形态意图。因此半岛bd体育，自动化新闻生产的本质是计算，其通过对海量结构化数据的实时分析来“推导”关系、“构造”意义。这也就意味着，自动化新闻永远无法形成如扒粪运动、舆论监督、新新闻主义这样有着观念系统性和深刻历史感的新闻行动，而日益成为转瞬即逝的后现代体验——这显然是对新闻的价值使命的背离。所以，由人类主体所主导的数字新闻行动必须致力于重新为新闻实践中的关系和意义赋予人类历史价值，也即将新闻的形式、叙事、话语和文化指涉重新与人类作为“物种”本身在历史发展与文明演化中形成的价值诉求结合起来，让关系和意义的生成重归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

　　其次，面对全球新闻业愈演愈烈的后人类状况，人类新闻行动应致力于在人机共生的生态环境中不断强化人类主体意识，加快革新匹配人类历史主体性的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体系，并将对人工智能的道德驯化作为常设的行动目标。后人类状况在新闻业的蔓延，自然有技术进化速度迅猛和科技资本主义纵容等结构性根由，但人类行动者的怠惰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例如，面对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在数字时代的迅速瓦解，全球新闻机构却始终无法就新的生产标准、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达成共识，这带来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效果，那就是“人类新闻”竟比“机器新闻”更加混乱。更不要说，在人机深度交互、持续共生的经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类行动者开始自觉地让渡自己的文化生产权以及建基于此的主体身份，他们通过“量化自我”这样的口号或“新闻回避”这样的反连接行为来宣扬逃避主义的合法性，并将道德视为陈旧、不合时宜的话语而拒绝将其融入未来的新闻行动图景。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新闻行动应当是反复申明、持续强化人类作为新闻实践主体的身份政治；于其中，人类行动者须积极后人类新闻现象，强调在伦理维度建立自身相对于自动化新闻的优先性，同时坚持以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文化规则来培育以解释、调查和建设为方案的新闻行动。

　　事实上，在过去十余年间，全球范围已颇有一些取得显著成效的人类新闻行动方案，它们为我们构建面向未来的新闻观念与实践体系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依据。例如，主张通过降低新闻制作速率、提升新闻解释深度的慢新闻（slow journalism）运动就明确通过数字技术环境对新闻时间的异化来重建新闻的历史感和有机性，而调查性报道、特稿、非虚构写作等传统深度报道文体在世界范围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慢新闻的“变种”。再如，作为开放数据潮流一个重要分支的开源新闻（open-source journalism）也在全球信息透明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新闻行动在形式上主张跨地域生产主体通过共享开放数据资源来实现对重大全球性和区域性新闻事件的调查，但其本质却是通过积极的人类干预来重申人对数据的文化主权、让数据以符合人类认知规范和道德标准的方式运作。在中国，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行动理念被学界和业界广泛讨论，其目标也在于强调人对新闻生态的意图性和价值性介入，强化人作为新闻实践的强势（哪怕不是唯一）主体身份。这些散落于不同制度和文化语境的新闻行动或采取了不尽相同的路径，却大体指向了同样的文化目标——抑制自动化生产对新闻实践的“非人化”，重建人本主义的新闻观念体系和行动规则。

　　观念总是滞后于经验的，因此当我们在学理上探讨数字新闻业的未来时，未来其实已经降临。只不过，与早期科技先驱传递的乌托邦主义理想不同，我们所看到的未来新闻业是一个机器逻辑日渐盛行、人的角色不断边缘化、新闻逐渐丧失历史感的复杂图景。而面对这一图景，人类行动者除了要对现实有清醒、冷静的认识外，也要始终保持对自身历史经验和主体身份的敬畏，并积极以有意义的人类新闻行动来对抗机器异化、抑制后人类状况的蔓延。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崛起印证了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在人本主义基石上持续变革”的观念体系的认识论定位。这也就意味着新闻学理论的发展不应追求建立一劳永逸的框架或模型，而要始终保持自身的解释和行动活力，面向变动的现状与叵测的未来不断更新知识，于“多变”中锚定“不变”，以实现历史与逻辑、实然与应然的逻辑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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